专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回首已经过去的2010年，国内外形势之复杂，令很多出口企业有“坐过山车”的感觉。最终，2010年中国外贸交出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30%的亮丽成绩单。据海关统计，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34.7%。
而面对形势更为复杂的2011年，中美关系的磨合调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期风险、国内通胀压力、扩大内需的要求，都会对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造成影响。但是，“有惊无险”是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给出的预判。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他认为，综合基数效应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2011年外贸仍将保持20%~25%的高位增速，而顺差料将收窄。在2011年人民币全年升值、外部环境更为复杂的大背景下，他亦对于“加工贸易升级转型”及“扩大进口”战略给出了更深层次的建议。
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中国WTO研究院发布了《2011年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与政策展望》。报告指出，2011年外贸很难保持30%以上的增速，而是在20%~25%，所以我想问你们是怎么做出这个推算的呢？
张汉林：首先我必须要说，我们之所以认为2011年外贸增速不能超过25%，或者说突破30%的可能性很小，是因为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增长顶多维持到去年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出口和进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比如，出口的基数已经达到1.5万多亿元，进口1.4万多亿元，这个规模相当高了，2.9万多亿元了，再加上服务贸易的话，怎么可能再维持30%以上的增长呢？很多媒体喜欢曲解我们的意思，在认识到这样的增长基数和基础后，不能认为30%才是高数，我们认为20%~25%已经是高数了。
而我们得出2011年增长20%~25%的区间，是基于以下几个判断：第一，我们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持相对比较乐观的判断，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大致在4%，而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我们预测2011年绝对不会比2010年差。虽然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国内预测，都是比2010年差。
我们的预测主要依据有几个，首先，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在2010年的第四季度开始显现；而全面显现经济增长效益、发展效益和政治效益，应该是在2011年。此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是在2010年第四季度，而且很明显要比前三个季度，特别是比一二季度加速了很多。所以所谓政策的滞后效应，实际上，大多数是在2011年的上半年开始全面显现。
此外，我想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美元政策、全球石油价格来展开说明下。
首先，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或者说占全球70%以上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欧美、日本、中国及几个新兴经济体，诸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对今年的货币政策，还是持比较谨慎收紧的态度。就是说它必须看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状况，然后再来决定2011年的中期及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所以上半年不会太多的加息。目前来说，除了少数国家，这些国家都没有加息。中国现在也很谨慎，虽然我们已经提高了准备金率，但是也没有动用加息工具，要保证2011年的整个宏观经济平稳增长这个是基本的目标。
其次，财政政策来讲，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基本上维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虽然与2010年和2009年的上半年相比有所收紧，但是大多数财政政策的收紧都有国内的抵制及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担忧，所以说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财政政策都是对适度收紧保持高度关注的态度。
最后，我们判断美元政策基本上是宽松的，所以美元今年肯定还是弱势。而全球石油价格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可能突破100美元/桶，但是整体上不会超过110美元/桶。这样一种油价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积极的。
而从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个案来分析，这两个国家应该都只会允许经济的高增长。首先，我们判断今年美国经济增长起码在3.2%。因为总统奥巴马如果要想连任，必须在2011年拿出好的成绩，所以他绝对会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国也一样，我们判断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也在 9.8%~10%。因为要经历十八大的周期，虽然政府没有提出，但是我们认为9.5%是低线，有可能达到10%。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全球经济今年应该比去年要好。如果全球4%的增长，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再维持在10%左右的话，我们的对外贸易应该是在20%左右了。而如果再采取弱势美元，全球的能源价格不至于过快上涨，那么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应该在20%~25%。
顺差抑制与升值压力
日报：你对今年海关项下贸易顺差的估计大概是怎样的？
张汉林：我认为今年贸易顺差的增长趋势应该是很大的抑制，但是顺差规模巨大幅度的下降，也就是50%以上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大。
这基于四点理由。第一，我们整体贸易的方式没有根本改变，顺差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加工贸易。第二，我们的贸易主体依然没有改变，依然是外商投资企业。第三，虽然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占2010年整体的比重比较大，但是新兴市场的增长力度在2011年不会再那么高，因为去年对这些市场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巨大的贸易顺差和摩擦，所以2011年对这些市场的出口，绝对会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也就是积极的因素肯定比不上竞争的因素。所以说2011年中国整体面临的贸易保护形势更加严峻，这也就是我们认为2011年的增长趋势不至于像过去那么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是从世界经济危机周期的一个规律和波动，我们得出，往往在经济处于复苏的初期，贸易保护主义是最猖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认为今年贸易出口会受到很大抑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最大的困难基本过去以后，来自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将更加突出，国内外市场全面的争市场、争订单，将演变成2011年全球全面贸易摩擦的主要来源。那么这样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很好了？
日报：说到顺差，就涉及到人民币升值的外部环境问题，你怎么看？
张汉林：今年跟去年相比，贸易受到很大抑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不可避免的。所以2011年人民币总体肯定保持升值趋势，应该说对减顺差有积极的好处，但是对整个出口和进口的增长是不利的。
我们不能光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你还要看美元的趋势，我们看不出美元强势的因素。
中欧、中美经贸
日报：你报告中提到今年欧债危机的风险，能具体谈谈对出口的影响吗？
张汉林：欧债有三个风险：第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必然对欧洲经济的复苏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对欧元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不利。第三，欧债必然会带来政府预算赤字削减，是整个经济的一大隐患。今年第一季度欧元的增长应该比较乐观，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不是很大。但是欧洲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很大。
今年上半年，由于欧债的问题，我认为是欧洲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时期，这时候恰恰是加强中欧经济、政治全面合作的好时机。比如，今年的G20峰会在法国召开，法国想改变长期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拗不过德国的这种趋势，这时候抓住这个机会，对于引领欧盟国家加强与中国全面战略经贸合作有重要意义。
日报：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问题，此次胡主席访美，能保证未来一年经贸合作稳定吗？
张汉林：我对中美经贸一直看好。因为无论中美政治关系多么紧张，中美经济的互相依存是离不开的。中国加入WTO那一年，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香港地区说过，中美经贸关系从此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之上。
10年以后的今天，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扩展到了全球多边的金融、贸易、货币的全面合作基础之上。经济是合作的基石，虽然分歧会有，但是任何一方都不会动摇这个基石。现在如果要动摇基石，其实对美方相对不利，对中方影响稍小。因为，奥巴马要连任，目前美国失业率太严重，而美国2010年的出口净增长中来自于中国市场增长的部分和亚洲部分是重要的因素。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中美双边的整体利益要综合地看，或者说，要在综合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去加强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大家不要单纯地看中美双边关系中，中国好像吃亏了，但是中国从既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体系中获得的利益很大。而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是美国，你不能算小账。
中国经济转型
日报：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出口企业现在面临着几个困难，一个是力保出口，还有就是汇率压力，还有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企业该如何努力在有限的时间内，跑赢这些不利因素，顺利转型呢?目前转型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哪里？
张汉林：我们刚才判断的几个因素没有说到出口增长的内部因素。其实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也是整个中国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人民币对内是在贬值，因为通货膨胀，对外是升值，这种双重压力对企业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单从企业方面来提建议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中国整个贸易增长和发展，应该进行发展空间的战略转移。空间战略转移指的是，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心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因为东部发达地区资源是相对短缺的，而中西部无论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还是整个产业结构，都是有利于驱动我们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大的空间转移表现在两个方面：大量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东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转型做高端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也是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从“十二五”看到这个趋势。
我认为，中国的开放如果前三十年是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后二十年到三十年更要实现中西部的全面对外开放。现在支撑东部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加工贸易的廉价劳动力全是来自中西部，还不如就地取材。而且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个市场的培育、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所以我认为现在正是进行中国整个空间布局调整的时候。
所以你先前说的企业的转型没用，大的战略布局不转变就实现不了。如果不做大的空间战略转变的话，那么事实上很难支撑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
目前最大的阻力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地区乡镇政府的利益没解决。地方政府在拉GDP的利益驱动下，会给加工贸易企业各种明里暗里的补贴政策，由此收取很多相关的税费，而一般是调研不出来的。同时，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层面配合比如中西部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就转不了。比如说富士康转移到郑州，是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而惠普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能落在重庆，也是和重庆市政府的帮助分不开的，所以这是现实问题，并不是转不了，而是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配套。
日报：“十二五”规划中提到通过扩大进口来促进贸易的平衡，这个政策怎么细化才能很好地执行呢？
张汉林：中国实施积极扩大进口的战略是有意义和必要的。但是现在看来有些晚，中国在入世的时候我就认为中国要实施积极扩大进口的战略。
这个进口战略我认为基本包括：第一，凡是资源类的应该要零关税进口，甚至是补贴进口。在实施资源类产品积极进口鼓励的同时应该要限制资源类产品的出口。我们需要对资源类产品作出一个战略性规划。
第二，我认为奢侈品应该全面降低关税。奢侈品对消费市场带来的最大坏处是关税收不着，那么为什么不降低关税，既收到了一部分关税，又收到很多增值消费。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起到限制性禁止性的高关税变成低关税加上消费税，大幅度降低奢侈品的价格，带来消费市场。而现在国内奢侈品价格比国外高很多的怪现象实质上起到很坏的三个结果：阻碍了我们正常高档消费品的进口；让消费者承担了更多不合理的价格；把大部分利益给了国外生产商。
第三，国外的高科技出口限制，由于政治原因，短期内恐怕很难取消。目前有可能松动的动力是，中国国内巨大的进口市场诱惑迫使对方必须把高科技的出口限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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