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质疑，马云辩称“股权转让”是在付出了200%的努力下的无奈之举，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支付宝、阿里巴巴和几亿用户依赖的商业模式，是在为不愿决断并遵守中国法律的外资股东负起了责任，同时也是配合和支持央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正确决策。
对于一家公司而言，股东、客户和员工三方的利益孰先孰后，决策规则和商业机会孰轻孰重，不同利益攸关群体有不同的看法。也许马云的做法符合中国国情和他自己的商业伦理，也许事后支付宝的外资股东们利益可以得到妥善安排，但只要最后是你情我愿，就是市场精神。
虽然当前的舆论焦点都放在支付宝和马云身上，但我们更愿意聊聊焦点之外的央行。
6月14日，央行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文件规定，所有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必须向央行申请并领取《支付业务许可证》。目前只有内资机构有资格领这张牌照，而外商投资的支付机构管理办法，包括业务范围、出资人的条件和比例由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央行并没有明说不允许外资进入第三方支付领域，只是要“另行规定”。但在支付宝6月14日的媒体沟通会上，公司管理层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央行在短期内不会批准外资获得“牌照”，而没有牌照的公司将面临瘫痪。
我们无法向央行求证此事，但我们相信马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说谎，否则，他就真成了借误读央行规定来侵占公司股权的窃贼。不过，央行是否会因为支付宝尚有30%外资股权，而让这个拥有6亿用户的国内最大第三方支付公司停业？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第三方支付业务在中国从无到有，至今超过8个年头，而央行从开始讨论发放牌照至今，也有5年之久。在这个市场还无利可图时，央行并不予干涉，不管外资、内资还是合资公司，都在一种“默许”的局面下迅速扩张业务，支付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时至今日，中国的第三方支付业务已经规模巨大，仅支付宝就有6亿注册用户，交易量每天超过25亿元、全年下来接近万亿，而其中沉淀的资金数以百亿计，且不说这些资金是否会被企业加以投资利用，即使每年产生的利息收入就是笔不小的盈利。
第三方支付市场成熟了，有利可图并且利益巨大时，央行出台规定，不允许外资进入。当然，在市场尚未成熟时，央行并没有规定允许外资经营，也未与外资立下契约说“默许”的政策不会改变。所以，现在设立排除外资的门槛，是央行的权力。
但是，这种“先放后收、内外有别”的态度，却会给全世界传递一种负面信息，这种负面信息让人“解读”出政府一贯的决策理念和逻辑“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优先于市场竞争。
首先，政府对外资和外国人总是采取警惕和防范的态度，仿佛只要是外国人往往就会威胁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尤其是支付宝拥有6亿客户的消费金融数据，就更加涉及国家的金融安全了）。
其次，在利益问题上总是“先国后民、先内后外”明确的垄断利润要让国企赚、巨大的市场利益要让国企、民企一起赚，那些拿不准的利益才可以让外资赚（但一旦回报丰厚，最好也把外国人排除）。
我们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是政府的本意，央行对第三方支付的外资限制，是否也是这种惯性思维的产物，但我们经常会在经济、金融的很多领域，看到用“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两块巨石建起的外资门槛。
支付宝作为一个内资控股70%的公司，中国人是其实际管理者和控制人，30%的外资股东对“国家金融数据安全”构成威胁就无法控制吗？而现实中，国家统计局掌握的数据往往被外媒率先获悉，是否说明数据安全并不只关乎股权呢？
我们把金融、电信、能源的“民族利益”大部分交给了国企，把房地产的“民族利益”大部分交给了政府和内资企业，这种“内资”独享利益的机制，又为改善民生做了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央行的第三方支付新政，对外资有“利小就默许、利大就逼出”之嫌，支付宝借新政东风横扫外资股权之举，也不像马云对媒体所说的那样充满责任和道义。而支付宝股权之争所树立的榜样，与改革开放的方向、与新商业文明的精神就更是背道而驰了。
扫外资股权之举，也不像马云对媒体所说的那样充满责任和道义。而支付宝股权之争所树立的榜样，与改革开放的方向、与新商业文明的精神就更是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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